现在，问题最严重的是食品的安全性，带给整个社会的震荡，前年、去年以来，媒体对所有商品问题方面报道份量最大的就是食品。有毒的大米、有毒的饼干、有毒的酱油，不含任何奶的成份的劣质奶粉，包括从媒体上看到的利用吊白块做米粉，用烧碱做食品的辅助材料给馒头增白等等，我觉得这些对社会的心理影响是最大的，就连我们觉得最安全的城堡——超市，我看了沈阳的五家大的超市，包括沃尔玛，包括家乐福，五家最大超市销售的韭菜是用巨毒的农药浇灌的，所以，老百姓不知道到哪儿去买食品安全？谁生产出来的安全食品？朱总理在上一届政府的时候，曾到工商总局去视察工作，他在视察工作的时候说，现在吃的东西，农药含量、化肥含量、重金属含量超标，后来他就用了一句古诗：我欲乘风归去。你乘风到哪儿去呢？这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呢？谁又能不吃不喝呢？我少穿可以，但不吃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实际上是肩负着改造我们整个生存环境的重任，改造全国人民生存环境的重任，改造我们整个社会环境的重任，食品问题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已经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生存问题。我可以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大发展、巨大进步能不能让人分享，一方面是来自于货币的收入，但最重要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果货币收入增加了，但是生活质量感觉下降了，生存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货币收入得到的这种边界效益是迅速的递减，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性、稳定性、持续性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一个社会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它需要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十六大提出的五个统筹，我认为第一位的是人的生存环境，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存环境威胁的话，那么所有的统筹都没有社会基础。过去，我们的食品分散在很多的部门来抓，我们2002年1月11日，我们研究院组团到美国考察的时候，曾经跟FDA进行了一天的对话。美国FDA负责的范围跟我们现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的范围是一样的，但是他总共是9500人。它有三分之二的人在马里兰州管理总部，有三分之一的人分九个区片在全国负责执法，也就是说它监管的主体是在马里兰州的专家队伍，它的最主要的特点，一是三分之二的人是全国顶尖的药学专家，包括食品方面的专家。二是它有全国快速检验检测体系，执法只不过是检测工作的延伸，美国的FDA不仅负责国内市场，包括新药的审批、包括食品、包括保健食品，还包括化妆品，有辐射的电子产品，它范围比我们现在的FDA还要大，美国所有的市场商品受FDA管辖的占50%，它还负责进口商品的检测与监管。每一批它所负责的商品上岸，它会提前得到通知，快速的检测，然后快速的通关。它在检测这些进口的商品的时候，属于信用状况好的，抽检以后马上放行，属于原来有前科的，它就会严格检测，不符合它的检测标准的，或者重新发货，或者调头回去，所以，它9500人的监管使它整个市场高效运转。我们和美国FDA交谈的时候，没有好意思问，美国有没有假药，因为我们听说有的代表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国外的管理机构很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有假药。我们更没有敢问你们有没有假食品、劣质食品？实际上我觉得一个有效率的国家，一个管理经济能力比较强的国家，首先要管好入口的商品，药品、食品、保健品，其次要管好与人民生命安全紧密相关的商品，包括化妆品、电子辐射产品和医疗器械。这些恰好是我们管理的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后，实际我们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们在放开所有商品的时候，把药品等同了一般商品，把食品等同了一般商品，忽视了它做为治病、救命的特殊商品的特殊性，忽视了它与人民生活健康密切相关的吃的商品。在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样的转轨时期，更多的经济行为人获得了经营的自由，抓住了我们转轨时期管理上的空白，信用体系空白，用造假，用制造劣质产品获得很高的利润，而且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所以这种示范效应带动了一大批更多的经济行为人，进入这个领域，就形成了法不则众，使政府打击的难度越来越大，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这种行为的行为人，它是分散的，是个体的，是完全自主决策的，没有单位、没有归属的、没有区域的，没有固定身份，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的人，一种经济人，追逐利润的经济体，它已经打破了过去身份的限制。比如说，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温州，有220万人在温州以外的地方经商，其中50多万人在全世界经商，170多万人在全国经商，它已经不在它原有的区域。更多的人成为了一种流动的、社会的人，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人我们用的是档案、身份、单位、固定身份归属。在人高度流动的条件下，在经济主体、决策主体高度分散的情况下，如何管理人，如何管理企业，如何管理经济，我们都是刚刚开始。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我们已经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完成，我用这么多话来说明这个背景，是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的信用缺失，我觉得这种信用缺失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企业，哪一个单位，是全社会的信用缺失。制假售假、食品的安全性是一种表现，论文造假，档案造假，学术造假，业绩造假，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觉得他的背后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动因就是整体上的信用缺失，道德缺失，信仰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原来经济发展的瓶颈是基础设施，我们的道路不行、港口不行、机场不行、城市不行，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种硬的制约瓶颈基本上被打破，实际上，现在制约经济发展或者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我认为已经转向社会问题，包括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但是从我们整个的造成社会动力源的思想道德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讲的三个缺失。信仰的缺失，迷失了方向；道德的缺失，使很多正误发生颠倒，使较小的交易成本获得较高的利润的东西，看成了合理的，而把很多我们传统的美德，守信能够带来巨大成本看成了一种要规避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正确的东西在社会上反而受到阻碍，不能顺畅的发展，那么信用的缺失，使更多的人加入这种失信的行业，守法的成本高，失信的成本低，那么守法的人就少，失信的人就多，这是我们最深层次的社会动因。那么，什么是社会信用体系？我觉所谓社会信用体系，和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诚信观念，文化的观念，道德的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的诚信，是一种道德的范畴，是一种自律，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它有着非常明显的利他性。而现代的信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是把与信用相关的信用信息加工成信用产品，把信用产品销售给需要信用产品的单位和个人，那么通过失信行为的传播，使你不能很方便的进行交易，从而使你对一个人失信、对一个企业的失信、对一个机构的失信，变成对全社会的失信，从对一个人的失信受到制约，变成全社会对你失信行为的制约和惩戒，那么这样的话，形成一种社会机制，也就是使失信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使守信者得到更多的社会便利和褒奖。在一个诚信的国家，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非常便利的购买到你所需要的信用产品。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它建立一个完整的征集信息、加工信息、销售信息的完整体系，信用信息使你所有的企业，所有人的信用状况，都有人进行动态的追踪，而且你的信用状况随时可能被加工成信用产品，予以销售，你不守约，你失信，银行不贷给你款。所以说，我现在讲的信用体系建设和传统的诚信的理念，那种自我约束的观念，是根本不同的，它是这种特殊的商品构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治理的框架。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高度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类型中，主要分了几类，一种是自由市场经济，一种是混合市场经济，一种是社会市场经济。美国是一个最最自由的国家，到了美国，很多人都认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觉得美国是一个高度规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谓高度规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的企业、个人必须在高度规制的条件下才能获得个体的自由，你想不遵守共同的规则而只有自己的自由，在美国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美国治理国家的框架有六个层次：第一，三权鼎立的国家政体，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形成一种制衡机制；第二，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政府的职责，都是先立法，才有政府的职责，才有政府的管理范围；第三，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对全民的规制作用；第四，非常市场化独立运作的中介组织，或叫社会中间体，包括行业自律组织，完全没有社会背景；第五，充分开放自由的社会媒体的监督，媒体可以面向一切人来揭露他的行为，包括总统，媒体的监督作用在整个社会治理中，也非常大；第六，社会惩戒的机制，或者说最终的对于失信者的制裁，或者叫他付出成本的交易的机制。它这种机制有五个方面：一种是社会信用体系这种市场化的惩戒；一种是综合型的、行政型的惩戒；第三是专业型的违规的惩戒，如证监会；第四是社会型的惩戒；第五是司法型的惩戒。司法型的惩戒是与美国的司法体制相匹配的。在美国有两类失信记录是不能被消除的，一类是助学贷款；另一类是逃税、欠税、骗税，不履行纳税人的义务。我们认为个人破产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个人破产记录可以消除，因为破产可能有市场的因素，可能有不可抗力的因素，所以美国人到了纳税的时候是非纳不可，他不纳的话，他这个人在社会上的信用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付出的这种成本是巨大的。虽然我们现在推进食品安全信用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体系，能有效的、适时的、持续的、动态的去积累一个企业、一个行为人的信用信息，然后把他变成一种产品，变成一种社会机制，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个社会机制的形成，所以说，美国的这种规制，分了很多层次，是一个巨大的网络，一个人罩在这个巨大的网络里面，在这个框架内才能展翅飞翔。比喻到美国出差，坐地铁不检票，你就不买票，但在出口的时候就被拦住了。他这种治理框架，加上这种高科技技术手段，社会在一种高度监控之下运转，企业也是，个人也是，机构也是。我们是属于市场经济初建时期，怎么治理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下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特别是提高我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我们在开放的条件下管理经济的能力，是对我们党提出的的挑战。一个国家搭建一个非常有效治理框架，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创造机制，可以创造规则，可以创造秩序、创造效益。
第三个问题：谈一谈社会信用体系推进的程度，还有他的基本构架和内涵。从全球来看，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特别是从政府层面的推动。世界上信用体系的推进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市场化的现代信用体制，这种模式主要是美国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建立公共征信平台，政府主导性的这种征信体制的建设，这个主要是欧州的七个国家，拉美的二十八个国家；第三种模式是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模式，最典型的当属中国，那么第一种模式它最重要的框架包括三个大的部分：一是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十七部法律；二是完全市场化的服务机构，是一种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它包括三大类：第一类评级公司，它不仅评公司、评银行，还评国家，国家的信用等级决定了你国家整体的等级；信用的等级决定了金融公司债券的认购程度，债券规模的大小，不在于你决定发多少，而是整个社会能吸纳多少，能认购多少，信用等级越高，发行的费用越低，国家的信用等级决定了你在国家社会经济交往中的信用度，今年我们宏观调控之后，国际机构迅速调整了对我们国家的信用等级，它预计我们宏观调控会出现很多的坏帐，很多工程要下马，变成对银行的欠款，它们给我们国家评定的等级是BBB+，对香港的评定是AAA，台湾的评定是AA，它们的评定都比我们内地高，所以国家定级，大的银行、大的金融机构的评级，基本上被美国的评级机构所垄断，其它国家只是接受评级，他们是在用现代的评级手段创造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第二类信用服务机构，是企业的资信评级，美国只有一家，叫邓百氏公司，它在全球37个国家拥有分公司，包括中国，它的网络机构覆盖了150个国家和地区，它生产的企业信用报告或评级材料，使用了全世界95种语言，它的信用产品涉及到全世界131种货币，它的信用数据库里面，涉及的企业有8000万家，它的信息加工基地，连它的副总都不能进去，像中国的企业，它的子公司你都不清楚，有多少家企业在体制外运转。在城市造假被发现后，它跑到农村去了，在农村造假被发现，它跑到山区去了，山区造假被发现，它跑到海边去了。别说家族树就连他个人也逮不住，而我们过去这种处罚必须要现场抓住，并且要达到多少钱才能赔偿多少，像这种造假也很难现场抓获，包括它的销售凭证，但在泰国、台湾食品造假格杀勿论，因为这就无异于谋财害命。但是，我们既没有这种家族树，也没有非常严厉的惩治手段，更没有可以约束他的信用体系。你说我们要打多少次假，出动多少次人，还不是雨过地皮湿，打完之后，他还不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说，越打越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觉得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我们现在做工作从这个方面入手，是非常正确的。第三类为消费者提供个人信用服务的服务公司，主要有三家，每个公司都有1亿到2亿人的信用资料的数据库，它完全是市场化的。消费者个人信用记录，决定了他在美国社会经济交往的地位，比如说在美国贷款，你如果信用好的话，在几分钟之内就能便利的获得可以借贷的信用卡，它申请贷款一不需要任何人审批，二是发放的时间在6秒钟以内，第三它的流程是这样：负责终端收款的收款员就可以决定是否可以给你发放借记卡，这就是现代信用产品创造出来的竞争力，所创造出来的消费能力。而我们国家手续繁杂，很多人都提前还了贷款，经不起折磨。我知道好多助学贷款，真正困难的学生贷不到，但是贷到的有很多人不守信用，毕业以后没有地方找，找学校学校也不知道在哪儿，找个人个人也不知道在哪儿。我们很多的住房贷款买了房以后，留给银行表上的电话号码及其联络地址都找不到本人。我们很多汽车贷款，每年汽车价格都在急剧的下降，干脆就不还贷款，如果银行要的话，就干脆给你汽车，车随着折旧，就什么都不算了，去年我们国家汽车贷款首次超过住房贷款，这就意味着银行的风险在加大，所以银行现在建立信用体系的积极性很高，在积极的建立数据库，把银行贷款的借还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个构架就是支撑体系的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在墨西哥的时候，听他们说他们走了十年的弯路，银行是产权的控制者，是最大信用服务机构的股东，然后它又是银行借贷信息控制者，是银行生产产品的需要者，三权合一了，所以它走不出这个困境，需要这种创新的动力没有，市场需求没有，我们现在就是研究市场需求，美国的市场需求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定，这可以说是政府方面的引导，在创造市场需求方面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包括你对国家主权的评级；第二个方面对市场的需求来自于交易者、企业。他们希望信用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资料。美国银行的坏帐只有1%左右，而我们国家前几年是25%，去年降到15%多；第三方面是消费者个人的需求，消费者个人在美国需要得到个人状况的报告。巨大的信用需求，支撑着信用服务的发展，也使信用产品的作用越来越大，使更多的美国人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信用。第二种模式是公共征信平台，公共征信平台一般的国家是两个部门牵头在建，有的国家是财政部门，有的国家是央行，那么它建立的这个公共征信平台和市场化的这种征信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市场化的征集体系，主要生产信用产品，对全社会起到作用的一种信用体系，公共征信平台掌握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主要是服务于政府，主要是用于监管，公共征信平台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全的，是不完整的，它用于监控，用于行政监管，用于防范系统内的风险，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种模式，也是防范风险的一种方式。第三种那就是我们中国所现在走的道路，政府推动建立公共征信平台和市场化运作的征信体系。中国是一个转轨的国家，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旧的框架打破了，一方面新的有效治理框架还没有真正确立，政府很费劲，行业组织也不健全，企业现在是非常活跃，个人也都欲欲跃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生存的问题没有解决，信用缺失的问题没有解决，它需要加快，因为它成了瓶颈制约，如果不加快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可以说我们这些年行政的成本非常高，但是行政的效率，或者说行政的效果还是相对比较低。我们现在需要调动各个部门的积极性来推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因为在中国最有力量的虽然是市场，但重要的是政府。在中国，现在不管用什么方式，但最主要的是看效果，需要各个部门的积极性，需要从各个方面推进，但是也需要有规划，也需要协调，也需要形成合力。在企业征信这个领域，政府现在主要的取向是放开企业的评级，评级公司现在也有几十家，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是消费者个人信用这个工作的推进，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它涉及到很多个人的隐私，个人之间消费关系的划分。在法律的界定没有明确之前，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必须严格市场准入，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政府先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得保护个人隐私。对食品这个行业，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框架：一个是生产者信用状况的跟踪，生产者包括股权结构是怎么组成的，你在甲地失信，在乙地也照样受惩处，不能形成一种流动性的陷井，也不能因为我们在信用方面发展不均衡，使甲地失信的人在乙地获得机会，对所有有资格的食品生产企业，源头治理是最重要的。第一，按照药品管理的办法来改造食品的管理，实施JAP认证，要有这种认证的标准，要通过这样的办法淘汰一批设备落后，管理落后，污染严重，质量不合标准，不具备资格的企业。我们没有必要用行政手段让谁关、让谁活、让谁死，我们完全应该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制，政府该怎么做，优胜劣汰。第二，要用信息化改变食品产业的生产流程，流通的物流流程，信息流程，改造它的全过程。因为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没有办法使很多东西达到计划化，因为我们没有网络，没有计算机，没有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有办法利用计算机的技术，使我们很多东西达到有计划。美国最大的企业沃尔玛，它在全球有4000多个企业，它一年的销售额是2630亿美元，占全中国社会零售销售额的50%，统一配送，统一经营，全球统一财务，高度计划，信息化统领它整个的流程，所以我认为我们将来的监管要从信息化入手，要建立非常流畅的监管信息网络，我们可以建立监管到它质量的流程，关键不是靠你出动多少人次，要靠科学管理。第三，要有企业信用状况的原始记录。特别是企业经营者的原始记录，把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因为现在食品问题这么大，我们不可能按照一种教条去做，也不可能按哪个国家的模式操作，哪种办法有效，哪种治理经济秩序来得快，我们就采用哪种，但是我们也要吸收国外有益的做法。第四，要在全国建立快速检验检测体系，把食品监督从一个部门的监督变成全社会的监督。我们现在的检测部门非常多，农业部多少、卫生部多少、药监局多少、社会部门多少，但是非常分散，要想得到一个超市的食品状况，根本没有办法找任何部门检测，包括它的收费，包括它的手续，所以，要有一个快速检验检测体系，使消费者能够非常便利的得到检测数据，为你提供执法的依据，创造这样的社会环境。第五，建立一种群众监督和举报的体系。因为食品和别的商品不一样，它和每个人都关联，只要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协调，负责执法，负责规制，我们执法的成本就会降低，我们执法的效率就会提高，我感觉建立食品安全信用体系是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它就像我们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是交易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遵守契约的一种经济，它的基础是信用，如果没有信用，这个契约经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体制，形成一种社会机制，然后形成一个全社会的信用体系，规制我们的市场秩序，再加上我们其它工作的推进，来共同改进我们的工作。